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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地名|胡萍:歙县地名富堨读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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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地名富堨读音考


一、 富堨的“堨”被è化的语言事实

地名常常有“雅化”的趋势,王振忠(2008)对徽州(1987年被改名为黄山市)以及新安江流域皖南丘陵地区明清以来地名的考察,证明了这一点。徽州许多地名确实经历了雅化过程。因为地名是人们纳福祈祥的一种方式,往往反映出祈求吉祥的心理。可是,我们发现其中一例“被è化”了的徽州地名——据《全国乡镇生僻地名列名表及生僻用字读音》,“歙县:富堨è镇”。


古人为使水反流而筑坝,主要是为了灌溉,其中的名作有都江堰等,而在古徽州,则用“堨”字。据地方志,歙县富堨镇得名于富资河上的拦水灌溉“富堨”工程,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由沙溪凌姓建造。唐初凌姓在富堨村边改建隆堨,宋元之间汪姓迁入,由汪姓筑坝、凌姓疏深,灌溉水田600亩。到1982年洪水,隆堨全毁,兴修加固砌成浆砌石坝,长150米,高2.4米,干渠6公里,灌溉水田1841亩,当地乡镇因此名为“富堨镇”。


“堨”读è,是没有调查导致的结果——其正确的读音是当地人所发的hè。2004年富堨镇19238人,在歙县18个乡镇排名第四——很遗憾,在“百度百科”里被错成了“富塌镇”。人对事往往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对自己居住地的地名。近两万的富堨镇人也许根本不知情,一旦知道居然有这样的事,他们肯定不会答应,与富堨镇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歙县其它乡镇人也会群起反对。


据《新华字典》第10版,发è音的字共21个,“苊呃轭垩鄂谔萼腭鹗锷颚頞”是形声字,多是词义单一的专有名词。此外是“厄扼恶饿愕鳄遏噩”,其中“恶、饿”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由“恶”组成的双音节词“恶劣、恶习、恶霸、罪恶、凶恶”等无一不是贬义词。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谁也不愿去体验“饥饿”。“厄运”或 “噩梦”都是不被欢迎的,即使“惊愕”的滋味也不好受,而“鳄鱼泪”也是个否定色彩颇浓的词眼儿。“扼要”似乎是中性词,但文学作品中的“扼腕叹息”给人深刻印象。被“遏制”的事儿,往往是不受欢迎的。音è的“恶、饿”高频出现,使“富è”听来不是“富恶”就是“富饿”——为富不仁?不对;既富还挨饿?不妥。总之,“富堨”不该读“富è”。


二、富堨的“堨”读hè——从俗原则

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记录语言,音义属于语言,形是文字固有的。汉字在书面作品中使用的情况叫“字用”。确定字用依据的是汉字具体的使用职能。记录同一个词的不同字形可算同一个字,比如说“泪”和“涙”是同一个字,即“异体字”。由于造字方法的不同(或即使造字方法同为形声,但采纳的声符与义符未必相同),古书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康熙字典》所收字中异体字居然占40%。异体字有分有合。在某个历史阶段,互为异体的两个(或几个)字除了字形不同外,音义和功能完全相同,甚至可互相替换。与之相对的情况是,记录不同词的相同字形则可算不同的字,比如“体”,古代读bèn,表示愚笨;现代读tǐ,表示身体,二者虽然形体相同但可算两个字。“跑”,大家熟悉的是奔跑、跑步的意思,长跑、短跑等户外运动,而杭州“虎跑泉”中的“跑”是动物以足刨地的意思,音páo;今“跑步”的“跑”读pǎo,音义皆不同,是典型的“同形字”。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第82-83提到:“古汉语中有一些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古代意义毫无关系。”举例说,“该”在上古和中古都只当“完备”讲,到了中古以后才有“应当”的意义,而这后起的意义和“完备”的意义之间,我们看不出继承的关系来。虽然《说文》:“该,军中约也。”段玉裁注:“凡俗云‘应该’者,皆本此。”但是“军中约”的意思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又如“抢”字,现代是“抢劫”的意思而古文中“突过”或“撞”的意思,都与“抢劫”的意思无关。再如“寻找”的“找”。《集韵》有个“找”,那是“划船”的“划”的异体字,和“寻找”的意思无关,读音也完全不同。像这样使用同一形体而古今意义无关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是少数。这少数字,有的只是同一个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词;有的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它们的来历还没有被发现罢了。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堨”上。《说文解字》收录有“堨”字,释义为“壁间隙也”,惜没有文献用例支持。据《汉语大词典》,“堨”是一字三词:堨1yè,堨2ài,堨3è。记录不同词的相同字形可算不同的字,堨1、堨2是“同形字”关系,[1]本文探讨的地名“富堨”属于“堨3”(但不读è),后出,段玉裁所谓“后人所用俗字也”,与堨1、堨2是“古今同形字”关系。——查《二十五史》加上百度搜索,所有的“堨3”都不可释为“壁间隙”:要不释义为动词(a)筑堨截水,要不释义为名词(b)拦水的堰,是典型的“名动合一”:(b)可以看作(a)的引申义,因为“筑堨截水”的结果就是“拦水的堰”出现了,二者是因果引申。

1)《水经注·涑水》:“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泆,则盐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径,防其淫滥。”

2)《新唐书·张说传》:“削峦起观,堨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

3)元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导水东行,堨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储众材。”

4)《三国志·魏志·刘馥传》:“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2]

5)《王安石全集卷第四十七·赐知唐州光禄卿高赋奖谕诏》:“卿招怀饥流,垦辟荒梗,缮修陂堨,绩效具昭。[3]

前3例是动词语法,后2例是名词用法。这样的用例提示我们:水利工程“堨”与“陂”同类,兴修目的是“溉稻田”,其结果是“有畜”。有蓄、使生活富足,“缮修陂堨”者理当获表彰、被提拔。


农耕时代的最大愿望是风调雨顺、禾稼丰收。为了灌溉,先民开渠筑坝修陂挖塘,[4]在落差较大、“山水暴至”的山区则有用“堨”字的,至今仍有许许多多带“堨”的地名活在当地农业人员的口上。徽州人没有选用“碣”表示“(筑)坝”义,是因为“碣”已经名花有主——“碣jié”有自己特殊的音义——“碣”,尽管从形音义三方面往“(筑)坝”方向理解也是畅通无阻、毫无障碍的。这里,顺便说一个“堨”的异体字“渴”——《袁家渴记》的“渴”。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二十八日,谪佐湖南永州的柳宗元“与其徒”坐城西法华寺亭望西山,觉得景色奇异,于是披荆斩棘,开始了一次连续的探险游,发现并开辟了钴鉧潭、小石潭和袁家渴等景点,写出了有名的《永州八记》。其中《袁家渴记》,开篇有一段文字:“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一代文宗柳宗元在记载“水之反流者”时用“渴”字记录永州方言hè。“水之反流者”,可理解成“使得水回流的东西”,这东西,当是挡水的坝,古代用土或石块筑成。永州当地百姓对它的称呼,在外地人柳宗元听来,与“褐”同音,但又与“水”有关,于是就随手写成了“渴”字。——“堨”与“渴”的声符一样,都是入声字“曷”,而义符分别选择筑坝的材料和筑坝的地点,是着眼点不同,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筑)坝”义的“堨”是个典型的形声字,声符“曷”还可能是“遏”的减省——“(筑)坝”具有挡水功能,其实就是“(壅)遏”制了水流的正常运动——水未必全部往低处流,而是部分按照人的意志往某个方向流动。如果这样,则“(筑)坝”义的“堨”更是个会意兼形声字。


“异体字”是与“正体字”相对的概念,是音义和使用功能相同而字形不同于正体字的汉字。不同于柳宗元选用一个与常用词“(口)渴”完全同形的字,徽州人则起用了个几乎死去的“堨(壁间隙)”字,简直是“借尸还魂”!虽然两个“渴”字极易混淆,但因为柳宗元的著名与注明,所以“渴hè”在工具书中有一席之地;而“堨(壁间隙)”差不多是个“死字”,加之没有名人效应,所以虽然“堨”被徽州人广泛使用且具有足够的区别性,但编工具书有袭旧的传统,而且编者们往往不是体力劳动者,田野调查也不够,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水利工程“堨”,当然对其音义也就无从知道了。

据平田昌司(1998)[5],“堨”(拦水坝)在休宁海阳镇读[xu: ə],35调;“堨”(坝)在祁门祁山镇读[xu: ə],33调;“堨”(水坝)在婺源紫阳镇读[xɔ],51调。考虑到家庭妇女和乡村居民一般很少离开母语的环境,不必会听、说外地方言,所以笔者有意调查过一些长期从事户外体力劳动的农村女性老人,结果发现:“堨”在徽州大地依然普遍使用,且各区县发音无一例外地都带声母[x-]。[6]——同调并列式双音词的两字都是仄声的话,一般以上去入的次序为先后;发音原则一般是,发音部位依照口腔由小到大、由合到开的顺序,或依照舌位由后到前的顺序。复音词尤其是人名与地名的发音,尊重自然发音的习惯,及追求发音的顺口。如“富堨”读fù’è,是非常拗口的;而读fù hè,无论口腔的大小、开合还是舌位的前后,都符合自然发音习惯。地名的交往功能决定了在地名用字的音、形、义三要素中,音尤其重要。“富堨”如读fù’è,既不符合字义情理,也不符合发音习惯。事实上,富堨的“堨”,当地人就读hè。“堨”音hè——“(吆)喝”、“褐(色)”等字与它有共同的谐声偏旁。阙维民(2002)主张“有普通话读音依据的方言读音用字,可以审定为方言读音”,徽州地名用字“堨”具备读音为hè的汉字基础和普通话读音依据。“堨”在徽州流行时间长、使用空间广、使用频率高,将其读音审定为hè,符合“从俗原则”。



[1]《淮南子·兵略训》:“曳梢肆柴,扬尘起堨。”高诱注:“堨,埃。”汉班固《西都赋》:“轶埃堨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奇怪的是,许慎也曾注《淮南子》,但他在《说文解字·土部》却这样解释:“堨,壁间隙也。”而且该释义至今似未见文献用例支持。

[2]《裴注三国志·魏书十五》:“刘馥字符颖,沛国相人也。避乱扬州……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陂塘之利,至今为用。”《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我们猜测,刘馥的屯田与修堨可能是因地制宜,同时借鉴山越流民的经验。其子刘靖“有馥遗风”,曾为庐江太守、大司农卫尉,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筑堨的经验从南方移植到了北方。

[3]均引自《汉语大词典》。

[4]《礼记·郊特性·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抒发了劳动者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

[5]发音人集中于县城,且有的调查者在发音人的选择上,对年龄及文化水平可能考虑不周,日本学者平田昌司(1998)毕竟填补了徽语研究的空白。

[6]徽州位于江南吴越文化区的闽浙山地和楚文化区的江湖山地的结合部,其地望素有“吴头楚尾”、“吴楚分源”之说——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的深山上尚有“吴楚界碑”景点。数次大规模民户南迁,中原文化和山越本地习俗长期的多次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徽州居民来源复杂且迁移频繁,造成了甚为典型的移民社会。人口结构改变了,同时古代中原文化也移植而入,而语言或方言可能因为族群接触而重新洗牌。早期的越系民族,三国以后不断迁入迁出的汉人,早年出门、晚年回乡的明清徽商,这些居民层次可能让徽州方言吸收了很复杂的语言因素:1)古“南蛮夷”语;2)三国六朝期古汉语;3)唐宋移民的方言;4)明清“安庆话”;5)徽商学回来的外地方言。但奇怪的是,拦水、引水灌溉工程“堨”的发音,在徽州各区县是如此接近(都带声母[x-])甚至一致(读hè),解释为底层方言——古“南蛮夷”语的遗留最为合适。这是徽州的地貌、地域以及移民史的“合力”导致的。


三、徽州的堨天然、众多

——准确性原则

在当地人口中,歙县及徽州(黄山市)其它区县对灌溉工程“堨”的读音基本一致,都带声母[x-],可是工具书失收此音。此外,《通用规范汉字表》(2009年8月12日征求意见稿)亦未收安徽省徽州地名用字“堨”。


地名除继续承担着交往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释疑的钥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地名学问题,深感地名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资料具有重要的左证意义。[1]徽州的地貌特征决定了徽州的堨不计其数。徽州以中低山、丘陵为主,玉米和甘薯这两种适宜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明末清初才引进,此前村落多集中在盆地与河畈。罗愿叙述徽州的自然环境云:

“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惬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自其郡邑固已实践山为城,至于四郊都鄙则又可知也。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新安志》卷二叙贡赋)

徽州歙县地形尤其复杂,地势陡峭,河流落差大、源短、流急,洪峰来势猛、历时短,涨落快……洪、枯流量、水位,相差悬殊。用清代学者许承尧的话则是:“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陵绝,厥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急,潴蓄易枯……”[2]所以历朝历代建堨筑堤修桥都被列入“大事记”。掘土为塘,垒石为坝,蓄水灌溉农田,是歙县传统的水利工程。[3]“堨”这种水利工程,是用土石筑坝挡水、引水,使水(部分)反流、分流,灌溉较大面积的农田。虽然也有草坝、软坝(用炭篓装河沙卵石堆成)、[4]木桩坝和桩石混合坝,但为防被冲毁,堨坝多以块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如清乾隆《歙县志》卷20《杂志下·拾遗》(第1814页):“邑灵山之水,曰大母堨、小母堨……《郡乘赋》注云:双桥郑处士绍甃石为堨,截水灌田。”


用土石筑“堨”挡水灌溉,是这片土地上、这个范围里的居民生活“富”裕的保证。——“富”,会意字,“宀”是房子,“畐”同“酉”(“酒”的古字),粮食有剩余才可能用于酿酒,所以“富”字寓意是:不仅有固定的温暖住所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还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多余的粮食可以酿酒)。居有定所,五谷丰登,衣食无忧,那是古代社会农民们的良好愿望。风调雨顺、年年有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仓廪实而知礼节”,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可以考虑奔小康了。而“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的徽州,旱涝保收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兴修水利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歙县西乡郑村镇有村名堨田,它得名的依据就是其附近的大堨,是这个大堨使方圆一大片的农田有了保障。


除了富堨与堨田外,歙县地图上带“堨”地名还有许多——这是歙县的堨星罗棋布的一个体现。[5]徽州有名的“堨”还有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西侧大河中的石堨。江湾河与段莘水汇合处的一座拦河石坝,当地人称“曲尺堨”。该坝亦名平渡堰,由清雍正年间(1723-1735)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字慎修,婺源江湾人)设计建造。因形似曲尺,当地人俗称“曲尺堨”。[6]


方言的分布跟水系有明显关系(平田昌司,1998:122-124),吴楚、南蛮夷的共同经历,山谷万重、地势险阻的地理特征,时空的合力,使湖南与皖南拥有一些类似的方言词。据张树铮《汉语水泽词语的分布初探》,“池、塘、潭、溪”等都是楚方言词,它们的地域是以湖南为中心而向四周扩展的;与其说这是语言的分布特征,更不如说是自然地理使然,因为这些地区也确实是“池、塘、潭、溪”等较多的地区。“泉出通川为谷”;“溪”,《说文》作“溪”,“山渎无所通者”。《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玉篇·水部》:“溪,溪涧。”《现代汉语词典》:“溪,原指山里的小河沟,现在泛指小河沟。”“溪(溪)”作地名《春秋》经传数见,或为楚地名或为楚人之言。据张树铮(1994)对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统计,该辞典共收以“溪”名的地名共627个,其中湖南122,四川106,浙江69,江西53,安徽52,江苏21,等等。一方面,带“溪”地名的分布可以帮助说明楚方言词“溪”的地域分布确实是以湖南省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带“溪”地名的地区多山的左证。再细看安徽地图,会发现带“溪”的地名多集中在皖南山区,尤其是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徽州。山区地势高低起伏,落差比较大,地表径流流量不稳定。如果需要保证农业灌溉,必须兴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才行。徽州大地上的灌溉工程“堨”,与坝、堰是近义词,与坝、堰之间的语义关系大同小异,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能准确地、科学地反映出“富堨”这类地名的特色——以土石建在落差较大的山区的“溪流或弯坑”(水流量均较小)上,其目的是拦水、引水灌溉。徽州方言词“堨”的存在体现了“准确性原则”。



[1]比如,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他还从“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论证“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何以常带“不”字,认为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

[2]许承尧《歙事闲谭·风礼教考》。

[3]西汉时期,开始挖塘蓄水,开沟引灌。东晋咸和二年(327),建成引水工程鲍南堨,引丰乐水灌田3700余亩。梁大通元年(527)建成吕堨,灌溉能力在鲍南堨上。淳熙《新安志》记载田亩时提到:歙县“塘千二百七处,堨二百二十六处”,休宁“塘五百一十处,堨二百一十处”,祁门“塘二百三十七处,堨九百七十五处”,婺源“陂百五十七处,堨十有七处”,黟县“堨一百九十处”,绩溪“塘九十五处,堨百一十七处”。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

[5]比如丰乐河:岩寺——曹堨岭脚(上游)、昌堨(中游)、堨田(下游);新安江:街口——程家堨(小川附近)、刘基堨(小洲源)、堨头坑(璜蔚附近);棉溪:汪堨干(歙南洪琴附近);昌源:堨头坞(潘溪附近)等。某个家族占据了一块地盘之后,往往需要同宗合力防止外姓的侵犯,带“曹、程、刘、汪”等姓的堨名应该是此类做法的痕迹。“堨头田”几乎在每个村庄都存在,但具体所指的那块田肯定不一样。歙县南乡北岸村属徽州盖世一绝的古村落,得益于五大堨坝。毗邻的浙江省含“堨”的地名少见,仅见淳安县浪川乡驻地村名堨头,而淳安以前是属于徽州的。

[6]它南北长120米,宽15米。其南端靠岸,北端堰堨头向上折成曲尺形,离岸空有6米宽的舟船通道。平渡堰在不设闸门的情况下,同时解决了蓄水、通舟、缓水势的矛盾,奇特的布局,简易的结构,多用的功能,令人拍掌叫绝,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杰作。堰体虽经200多年洪水冲击,依然片石无损。


四、徽州地名用字“堨hè”应在工具书中存档备查

地名审定工作以“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为指导思想,确定了“据义定字、定音”的原则,一方面要求地名工作者对地名用字认真溯源、据义审理,一方面提请语言文字部门注重地名用字的特殊性,尽快制定合理的地名用字处理原则。刘保全(2002)指出:实际存在的地名专用字,要比当前《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现有字典收录的多出不少,应该在语言文字领域给它一个特殊的、固定的位置。信息时代对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新要求,《通用规范汉字表》(2009年征求意见稿)的总字量达8300个,它重视与已有规范标准衔接,同时根据语言生活的新情况对已有规范进行整合优化。但该表未收徽州地名用字“堨”,且《全国乡镇生僻地名列名表及生僻用字读音》又è化了“富堨镇”。我们认为:“堨hè”应收入字表、工具书存档备查,计算器汉字字库也应给它一席之地。原因如下。


第一,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资源需要保护。


地名具有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除承担着交往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提供释疑的钥匙。“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耳濡目染的一字一音做起……方言的形成与传承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这种异时接力传播使得古音古义流传下来,方言因此被誉为“活化石”,而徽语则是一个富矿。[1]宋人杨万里说得好:“古者有亡书,无亡言。”这种不亡之言,就是活在老百姓口头上的语言。“民以食为天”,比比皆是的“堨”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徽州民间启蒙读物中早有罗列,如方载之《启蒙杂字》“筑坝作堨开圳”,炳烈《六言杂字》“弯坑坝堨田塍”。[2]“堨”是徽州地貌与移民史相结合的产物,音hè传达出浓浓的地域文化。


第二,数字地球信息化与地名标准化的需要。


国际互联网推进了全球及中国地名标准化进程。地名标准化,其基本要求是地名的形、音、义都符合规范。上世纪90年代末,民政部在与总参测绘局联合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过程中,发现各地的人文、自然地名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用字与读音问题,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要求。因此,民政部与主管语言文字的教育部、国家语委合作并提出了总体设想:分期分批对全国各类地名进行审定工作,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地名,推进、深化我国的地名标准化,并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借“音”输入法将“堨”与“è”视作一一对应关系,这种错误亟待纠正。


第三,符合地名用字读音审定的基本原则。


地名用字并非“徒增汉字总量”,地名用字读音的审定工作是地名标准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如何对待地名用字的问题上,既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那些明显违背规范的现象,但也不能脱离实际去简单地照章办事、强行处理。“积极、慎重、实事求是”,是开展地名用字读音审定的基本原则。地名用字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以现代计算器汉字字库不足为理由而随意要求简化,恰恰相反,计算器汉字字库应该必须适应地名用字的需要而扩大字库。阙维民(2002)以“漈”为例,建议“不以计算器汉字字库量的不足为理由而简化地名用字”。同理,“堨”这个地名用字也要增补。


第四,体现了从俗原则和准确性原则。


徽州地名用字“堨”具备读音为hè的汉字基础和普通话读音依据,且“堨”在徽州流行时间长、使用空间广、使用频率高,将其读音审定为hè,符合“从俗原则”。“堨hè”的存在还体现了“准确性原则”。地名用字的音、形、义三要素中,“音”与“形”承担着地名的交往功能,体现其现实的使用价值;“义”是地名的灵魂,蕴藏着该地理实体命名时所具备的各种自然或人文特征,体现其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都要把“义”的继承和发扬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从语源上说,地名实体的历史、地理和乡土等地域文化是地名语词形成和生存的环境和土壤。一说起“徽州”甚至一想到“徽州”,人们就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这块土地孕育了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徽文化”,而徽语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地名词“堨”广泛存在,形义理据齐全,且音hè一直活在当地人的口语中。将“堨hè”存档的背后是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总之,徽州地名用字“堨hè”应在字表、工具书中存档备查;在尊重历史和事实以及当地人感情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还原歙县富“堨”镇真实、正确的读音。



[1]清代古音三大家江永(婺源)、戴震(休宁)及江有诰(歙县)皆徽人,他们的古音成就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徽语背景。

[2]王振忠(2008)尾注③:“内作《备用六言杂字》,竹坪峰方锡光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腊月金鸡日方端洋抄,末曰:“莫谓杂字无益,不假百样语言。习学抄写透熟,可助农庄蒙童。”


【参考文献】

[1]李娟、黄启庆2003《浅谈<现代汉语词典>对地名用字的收录原则》,《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

[2]刘保全2002《慎重处理地名用字,保护地名文化资源》,《中国地名》第6期

[3]刘保全2006《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中国地名》第4期

[4]平田昌司等1998《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5]秦建中2010/05/23《从千年骆马湖改名看官讳文化》http://blog.ifeng.com/article/5506985.html

[6]阙维民2002《政区地名用字读音审定的几条建议原则——以浙江省为例》,《中国地名》第1期

[7]盛爱萍2001《“驮猫 ”能写成“老虎冈”吗——兼论方言地名的规范化原则》,《语文建设》第12期

[8]王际桐1997《城镇地名标准化刻不容缓》,《中国测绘》第1期

[9]王力主编1999《古代汉语》,中华书局第三版

[10]王云路2007《论四声调序与复音词的语素排列》,《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0辑第497-519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11]王振忠2008《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12]张树铮1994《汉语水泽词语的地理分布初探》,《古汉语研究》第2期


(胡萍,任教于华侨大学文学院)


END

本期编辑:李思华

本期审读:李思华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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